有这么个小故事，一帮诗人在上海某大款诗人的家里聚会喝酒，某哥们喝多了，大哭，别人问为何，他说现在农村的老乡们多苦啊，我们却在这大鱼大肉啊，不应该啊。当场一个美国回来的诗人说，这是两码事，诗人不应该承担国家主席和扶贫办主任的社会角色，世界上需要救济的人太多了，我们需要的不是为这些人节约和出钱，而是要想办法让这类事情减少发生的可能性，他的根源不是我们没善心，而是造成这种事情的根源，某种社会制度的有待完善。
有这么个小故事，一帮诗人在上海某大款诗人的家里聚会喝酒，某哥们喝多了，大哭，别人问为何，他说现在农村的老乡们多苦啊，我们却在这大鱼大肉啊，不应该啊。当场一个美国回来的诗人说，这是两码事，诗人不应该承担国家主席和扶贫办主任的社会角色，世界上需要救济的人太多了，我们需要的不是为这些人节约和出钱，而是要想办法让这类事情减少发生的可能性，他的根源不是我们没善心，而是造成这种事情的根源，某种社会制度的有待完善。